《南城旧事》

南城不是城，是城南那条巷子。

巷子窄，两个人并排走不开，一前一后错着，前面的人踩了水洼，后面的人便听见一声清亮的响。墙根上长着青苔，青苔老了发黑。墙角爬着牵牛花，夏天早晨开，紫色的，到晌午就合拢，第二天再开新的。我小时候蹲在那里看花，一蹲一个上午。花心里有只蜜蜂，嗡嗡地转，我看它转了很久，后来它飞走了，天也就中午了。

住在巷口的是陈奶奶。陈奶奶是个寡妇，丈夫在我记事以前就死了。巷子里的人提起他都说好人，然后摇摇头，不再往下说。陈奶奶靠给别人浆洗衣裳过日子。她有两口很大的木盆，搁在天井里，从天明到天黑都泡着肥皂水。夏天她坐在天井里搓衣领，额上的汗一粒一粒往外沁，她不用手擦，只偏过头在肩膀上蹭一下。冬天水龙头冻住了，她拿开水浇，浇开了再洗。手指头冻得通红，骨节粗粗的，肿着一般。

陈奶奶有个本子，牛皮纸封面，边角都卷了。那上头记着她这个月洗了多少件衣裳，谁家的，几件，给了多少钱。她不识字，记帐用画。上衣画一个方块，裤子画两条竖杠，床单画一个大框。我见过一次那个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全是方块和竖杠，有些墨水褪了色，有些被水渍润得模糊了。一页一页翻过去，日子就藏在那些模糊的方块和杠杠里。

她的孙子叫小武。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上小学三年级，瘦，黑，两只眼睛倒是很亮。他不爱说话，别人跟他说话他就低着头，脚尖在地上蹭来蹭去。巷子里的孩子成群结队地疯跑，他从不加入，只是蹲在墙根底下拿树枝逗蚂蚁。蚂蚁排着队往墙缝里爬，他用树枝拦住最末一只，蚂蚁绕了远路，他就笑一下。

后来我们一起到江边捉螃蟹。他拿一根细竹子，看准了洞就往里捅，一捅一个准。我问你怎么知道哪个洞里有，他说洞口有新鲜的泥就是有。他把螃蟹从洞里揪出来，螃蟹钳子夹住他的手指，他眉头皱了一下，没有叫。他把螃蟹翻过来放在沙地上，螃蟹拼命蹬腿，他看了一会儿，又把它翻回去了。

小武有个秘密。他知道江边有座废弃的水塔。水塔很久以前就不用了，铁梯子生了锈，但还能爬。最顶上有一块平台，站在那里能看到很远的地方。江是弯的，到了下面拐一个大弯，拐弯的地方淤出一片沙洲，上面长满了芦苇，风一吹便摇。再远处是山，一座一座叠着，颜色一层比一层淡，最远的那一层几乎和天融在了一起。

我们每回去水塔都是偷偷摸摸的。他跟陈奶奶说去找我写作业，我跟母亲说去找小武打球。两个书包扔在水塔下面，爬到顶上坐下来，把脚悬在外面。江风从南边吹过来，热是热的，但不闷。小武坐在我旁边，手指着江拐弯的地方说，我爸就是从那里走的。他指的是江拐弯之后消失的那个方向。他父亲是个船工，跟一条货船走的，走了以后就没有再回来。走的那天晚上他母亲还在灶台边洗碗，父亲拎着一只蛇皮袋站在门口，说船今晚要装货。他母亲没有回头。父亲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蛇皮袋换到另一只手上，又说了一遍，船今晚要装货。然后门就合上了。蛇皮袋蹭在门框上，发出很轻的一声。

小武说他对他父亲最后的记忆是一双拖鞋。拖鞋放在门口，蓝色的，鞋底磨得一边高一边低，上面沾着洗不掉的黑泥。他每天放学回家推开门，看见那双拖鞋就知道父亲在家。之后很长一阵子拖鞋天天在门口，再之后有一天拖鞋不见了。那天他问母亲爸爸去哪了，母亲洗着衣服没有回答，肥皂水漫过盆沿淌了一地。他说到这里就停下了。江面上有运沙的船过去，汽笛闷闷地响了一声，在江面上拖了很长的尾音。又沉默了一阵他说，以后他想去找他爸。我问怎么找。他说沿着江走，江总是通的，走到头就是海了。他还说他爸以前跟他说过，海很大，比江还大，走到头也看不见边。

那年夏天我们总是在水塔上待很久。有时候什么都不说，光是坐着。太阳沉下去，江面烧成一片橘红，波光粼粼的，晃眼。晚风吹过来的时候芦苇丛沙沙地响，隔着一片江滩传上来，像很远的地方有人在小声说话。天要黑透的时候，江对岸的灯一盏一盏亮起来，先是零星的几点，后来连成一片，倒映在水里，被流水扯着轻轻晃动。

有一回小武带了两个红薯。是他从陈奶奶灶台上偷的。我们捡了些枯枝，在水塔下面生了一小堆火，把红薯埋在火灰里。天已经黑透了，火星子被江风吹起来，飘不了多远就灭了。他拿一根棍子拨火，火光把他的脸映得忽明忽暗。红薯烤好了，掰开来，焦黑的皮裂开一道口子，里面是金黄的瓤，热气扑了一脸。我们一人一个，吃完了手指上全是黑的。他把手指在裤子上蹭了蹭，忽然开口说，今年过年陈奶奶买了一件新棉袄。我问什么样的，他说红的，上面有碎碎的小花。他说陈奶奶把棉袄挂在衣柜里，每天打开来摸一摸，舍不得穿。他还说陈奶奶昨天晚上问他，等小武长大了挣了钱，会不会给她买一件更好看的。他回答不出。他把那截苇秆折成两截又折成四截，最后折得碎碎地扔进了火堆。

那年秋天，陈奶奶病了。不是大病，就是咳，夜里咳得睡不着觉，白天照常洗衣服。小武每天早上去江边挑一担水回来，把水缸装满。他说陈奶奶现在提不动水了。他的手被扁担磨出了一层薄薄的茧，摸上去硬硬的。有一回他挑水上台阶的时候脚下打了滑，水洒了半桶，裤腿湿了个透。他把剩下的半桶水挑回去，又折回来，把洒在地上的水用鞋底蹭干了，怕陈奶奶看见了担心。

陈奶奶洗了一辈子衣裳。她的手艺在整条巷子是出了名的，领口袖口搓得格外干净，扣子掉了她拿针线给人补上，不收钱。巷尾的李婶送来一件绸子衬衫，说料子娇贵，问能不能手洗。陈奶奶接过去，把衬衫展开来对着光看了一遍，用手在料子上试了试，说能洗。后来那件衬衫洗好了晾出去，白得干干净净，太阳底下晃眼。李婶来取的时候啧啧了半天，非要给双份的钱。陈奶奶不收，摆摆手说够了，把那双粗糙的、被肥皂水泡得发白的手背到了身后。

她记帐的时候我在旁边看。那天记了三件上衣，两条裤子。方块和竖杠挤在泛黄的纸页上，本子快用完了，只剩最后几页。她翻到后面去的时候我看见了前头满当当的墨迹，密密麻麻，一年一年地排着。这些方块和竖杠里有多少件衣裳，多少斤肥皂，多少桶水，多少弯腰，多少拧干，多少晾晒。衣裳洗好了要拿到巷子尽头的水龙头底下漂三遍，她来来回回地走，天井到水龙头那条路被她走了一辈子。

小武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他念了一所技校，学的是汽修。陈奶奶嘴上没说，但巷子里的人都知道她心里不好受。有人问她孙子考到哪里去了，她只说去学技术了，说完低下头把衣裳翻了个面，搓衣领的力气比平时大了些。小武倒不在乎，说汽修好，出来能赚钱。我问你喜欢修车吗，他说喜欢不喜欢都那么回事，总得吃饭。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靠在巷口的电线杆上，点着一根烟。不远处江边的灯光映过来，他半张脸亮着，半张脸暗着。

那年夏天雨水多，江里的水涨了又涨，淹了沿岸一大片芦苇。水塔下面的地也陷了一块。陈奶奶去江边倒洗衣水的时候滑了一跤，摔在石阶上，股骨骨折。小武退了学，在医院里陪了两个月。我去医院看他，他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两只手搁在膝盖上，低着头。我问他吃饭了没有，他说吃了，然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说陈奶奶的骨头接上了，但医生说年纪大了，以后走路得拄拐。他又低下头去，两只手绞在一起，绞得指节发白。

我最后一次独自去水塔是一个黄昏。铁梯子比以前更锈了，踩上去咯吱咯吱地响。芦苇被水淹过以后倒了一大片，折了的苇秆乱七八糟地堆着，新的已经长出来了，绿绿的一片，不仔细看，看不出这里被水淹过。我在平台上坐了很久，把脚悬在外面。风还是从南边吹过来，旁边没有人伸出手指那个方向了。

后来我搬了家。先是搬到城北，又搬到另一个城市。中间隔了很久没有回过南城。过年的时候回去了一趟，巷子拆了一半，只剩几户人家，墙上用红漆写了个大大的拆字，潦潦草草的。陈奶奶已经不在了，巷口的天井变成了停车场。江边的水塔还在，铁梯子拆了，砖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密密匝匝地封住了塔身，一层深绿压着一层浅绿，连原来砖是红的还是灰的都看不出来了。

小武去了深圳，在一家汽修厂工作。他一年到头不回来，只在过年的时候打个电话，问他们家的房子还在不在。我告诉他拆了一半了。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会儿，他说，拆了就拆了。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说不知道。那边信号不好，沙沙地响。他说他们厂旁边有个小卖部卖的豆豉鱼罐头，味道有些陈奶奶做的意思。停了一下又说，其实也不太像，没那么咸。他笑了一声，很短。

挂了电话我才想起来，忘了告诉他水塔还在。

我再也没有给他打过电话。不是忘了，是不知该说什么。有些人的日子是往前走的，有些人的日子被拆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还立在原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有人再来拆。

有一年春天我又回过一次南城。巷子已经没有了，路面铺了新的柏油，两边种了认不出名字的树。江边的芦苇倒是还在，比以前更密了，从江滩一直长到水塔下面。水塔还在，塔身被爬山虎裹得严实，只露出最顶上平台一小块灰扑扑的水泥。我在塔下站了一阵，没有上去。风从江面上吹过来的时候，爬山虎的叶子翻过去，露出了底下的锈迹。沙沙的声音响了一阵，然后停了。

我沿着江边往回走。天已经黄昏了，江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暮色。远处有运沙的船过去，汽笛闷闷地响了一声，在江面上拖了很长的尾音。江还是那条江，拐了一个大弯之后流进暮色深处。芦苇在风里密密地摇着，一直摇到看不见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