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前半生

（一）

你的左手边有个弄堂。八十年代这块弄堂像经济复兴的罅隙，九十年代厂房的瘴气浮不到里头，两千年初居民和商铺倒是一口气被弄堂吐得干净，一零年我的考大学失败，父辈用钞票纸在弄堂外砌出家杂货店。我坐阵前台当起小老板，起头春光满面。杂货店是乡镇联络城市的工具，再无聊的东西摆在乡村土著面前也是遥不可及的。拉开杂货店的沉重的蓝色卷帘门，一两颗铜板砸进，一些游手好闲的人用零钱勾兑三瓜两枣。

年数久了，能记起来的东西不多。杂货店里泡满樟脑丸和陈年木头的气味，货柜摆满琳琅满目的小玩意儿：五彩斑斓的玻璃弹珠、会吹泡泡的塑料哨子、能发出清脆声响的竹蜻蜓。柜台后面，蘸点口水，用根铅笔头无所事事地算账目，写成的记账能出版本书。

我坐阵这段时日会偷鸡摸狗地潜入对面的弄堂，里头一家盲人推拿开店十几年，似乎是九十年代末突然出现的。人流涌动得太快，人们都不清楚哪些街坊走掉，哪些外地户口扎根。只是日子中偶尔灵光乍现，记住其中一两个人、一两件事。好比我记得盲人推拿：一是老板按得太畅快，二是这老板看不见，顾不着担心赤身裸体被看个精光。

说到“赤身”，打赤膊这样古怪的执念会在夏天兴起：衣服好比北极熊保暖的皮毛，在特别冷的时候加深加厚，在特别热的时候褪个无影无踪。这是人们对身体的理念。

我不身处象牙塔，粗燥的肌肤上有件脱不掉的衬布。现在看来却是孔乙己的长衫。

光影是形体，把弄堂割得四分五裂。夏天的燥热压开舌根，嘴里吐出股恶臭。推拿店老板从肩膀推下，腰推上，精油滴滑。

老板的手掌推开绷紧的臂膀，啧啧地抄起一口浙普：“你这肩膀不好，肠胃也好不到哪里去。”

“做个老板也难呐。整天坐在前头，路过几辆车都能掀几把沙土。早饭连颗米都舔不到，店里乱七八糟啦！”我回给老板。老板“呼啦”转动精油瓶，“咻”拧紧，手压在肩膀，往里推进。

“诶，对对。哦呦，老是这里难过。”

走出弄堂，人们不看表。流经地砖的昏黄便是时间推移的多少。

（二）

镇上的报刊亭人来人往。柜台后面，小姑娘穿着蓝色的制服，戴着白色的帽子，开始按动计算机。货架上摆满了各种日用品，从蝴蝶牌缝纫机到飞鸽牌自行车，应有尽有。墙屑脱落，几幅彩色的苏联构成主义图卷高挂，内容划为丰收。

不过大多数人来报刊亭不是取期刊，来看新时代产物计算机的居多。计算机的新奇潮卷那段时日家常便饭的话题。

我在大堆人群里挤开个身位，取完期刊，坐在前台兴致勃勃地翻看，一番搜寻并未发现自己的文章上刊。反倒是报刊亭算钱的姑娘上刊，她是高材生，高考考上一本，暑期过后跑到北京去报名，她涉略很广，年夜饭她老爸赵才法带来几本她女儿看的书，一本《鉴略妥注》到《古文观止》，再到天才导演希区柯克的影评集。我翻看她的文章，不囤于传统文字，小说酷似布莱希特，又有点格特鲁德·斯坦的影子，果真才女。

这个时候，我想起十几年前那个满头大汗报志愿的身影，他凝合象牙塔里所有的灵气，把红头文件翻烂，在志愿表洋洋洒洒写上观沧海。高考出分后一切进入到虚无，不过，他开的杂货店也不算糟糕，过得勉强滋润。

傍晚时分，大人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有的在下象棋，有的在谈论今年的粮食收成。更多的是计算机哪里买的来。小孩打弹珠，拥滚翻进菑田，偶尔会有一辆解放牌卡车轰隆隆地驶过，所有人回头张望。尘土飞扬，另一头的厂房里几个男人脏话成篇。廉价劳动力在经济效应面前变得毫无意义，厂房老板选择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的机器，虽然不成熟，可机器不会横生劳累，更不会生长堕怠。

被厂房淘汰的人归入菑田，他们藏怒宿怨，吐出一口老痰，提动锄头，狠狠砸进土壤。我在那个年段算紧跟时事，跑到城里选购大量计算机。生意猛烈，来的人旋入新技术的漩涡，在最早一批用上。起头乡镇学校的教师臭骂我不赚良心钱，学生拟用计算器，披上懒惰；臭骂我身为知识分子，崇拜钱钞，可悲至极。

我笑笑看待面红耳赤的教师：“时代在变嘛，你看。”说着，拿起一本账簿和稿纸，“这账簿丰腴可观，钱都塞不下。稿纸变得干干净净，我都不用在纸上打草稿，随便按两下就完事。以后的人哪还要用稿纸算菜钱。”

教师话还没听完，气得脸颊涨起红晕，头也不回的走开。尽管如此，我在她眼里洞见一丝无法掩饰的悲哀。它不源自愤怒，更像是时代汹涌洪流所给予的震撼。

天暗下来，那群被厂房拒之门外的男人满身腥泥地路过，黄昏勾勒出他们的轮廓。我对那些说给女教师的话有些悔意，我把计算机推进抽屉，拉出一张草稿。

说话这件事，越是努力，越是笨拙。话一出口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

（三）

报刊亭前台换成了赵才法。姑娘已经在北京读书了，每个月来一通电话，到后来给老爸买了通手机，弄个微信，电话费都省下。村镇另一头的土地即将丰收，天乌黑未亮，土地先升腾欢快。

待割收的粮物憋成一大片，谁都心知肚明，时代再快也脱离不了基本的口粮。那些男人已经脱掉了工人的外皮，等待天一亮，东边日出燃起苍白，像团熊熊烈火。人们疯癫般地坠入田地，掀起草泥，将金黄的谷穗收入囊中。在他们眼里，这哪是单纯的麦子，这是价值连城的金子。

一旁玉米是自己家种的，滑开油绿的外皮，黄灿的大牙对上父辈洁白的牙口，相互道喜。蚂蚱钻进裤管，蹦跶过去，翅膀扇出一溜子阴影。父亲喝了两碗盲人师傅送的老酒，酒水流在胡须上，顺延到洁白背心。父亲一个不留神，碗往地上一摔，碎了。他拍着大腿，大喊不好，母亲看到时朝父亲头顶打了几下。天空澄澈，父亲把一堆玉米倾斜到我怀里，叫我给弄堂的盲人老板带去。

我用绿网把玉米捆成一团，朝弄堂走去。弄堂似乎亘古不变，是厂房的臭气和丰收的热辣无法流经此处。这里曾经有几门住户，如今只剩盲人师傅。本身他的生意还不错，但当那批弹弹珠的小辈长大，涌入城市，带来按摩仪孝敬父母时，他的门口只剩块冷冽的招牌。

有一日我照例推拿，赵才法走进弄堂，拿来姑娘给他的按摩仪，放在老板的肩上。老板面露难色，带着眼镜也难掩悲哀。他的悲凉和多年前斥责我的教师如出一辙，不源自愤怒，是对将被取代的哀悼。那日，我难得看见老板拄着拐杖，颤巍得走出弄堂，夕阳落幕，雾霭朦胧，单薄的身躯正被新技术元年的潮流冲刷。

天边飘来几朵乌云。撑开雨伞，走出弄堂。路过报刊亭，听到电报机嘀嗒的声音。忽然间，豆大的雨点落下，透过玻璃窗，能看到邮递员正在给信件盖上鲜红的邮戳。我晃过神，眼前的景象虚化坠落。“上邮戳”这样的事情早就没有了，有了电话、微信、支付宝。没有人会用信件了，就算有，也只是文艺青年的小型怀古运动。

人是自然界最可恨的存在，自己经历过的事情，回想起来像浮光掠影的胶片。像上世纪街角的露天电影场，支起了一块白幕布，放映家喻户晓的影片。

人就是这样“犯贱”，明知许多事没有结果，却还是忍不住去做。历史的巨轮毫不留情，蹂躏掉落后的事，跟不上的人。

（四）

杂货店后劲不足，在疫情前就不妙。往后亲戚问我：“杂货店怎么不干了？”我都会把缘故怪进疫情生意不好，经济下跌。我变得游手好闲，附近的机场要挖跑道，我老是祈愿跑道能往南边挖，拆到我家，获取千万赔款。

日子翻叠，我在淘宝做女装，找几个不漏脸的模特拍照片，挂在网上。生意不景气，在闲鱼上卖二手产品却不错，卖点电饭锅、不穿的旧棉袄、帮追星族抢门票。顺势和发货的快递员处得蛮好。有一天，快递员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他的小孩考上了重点中学，什么都挺好，就是作文不好。

我笑了笑：“唉！只可惜，我也不喜欢写作文。”

说这话的时候我感到悲凉。在疫情期间给《读者》投的稿件石沉大海，包括投给《萌芽》《意林》的都不声不响。我把这些年的稿子全部拿出来，打开油烟机烧掉了洁白的稿纸。在最底层，我找到了开杂货店的记帐薄，泛黄的稿纸还有列了半个的稿纸。我把它放进火苗里，熊熊燃烧。

一天早上，我悠闲得刷小红书。发现一个名为“赵家事”的博主发了一条帖子。内容大概是她高材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专业不好，现在在浙江萧山汽车城干销售。评论区一大堆抨击她的，说一本大学生怎么可能干销售，制造焦虑等等的。我点开她的主页，几张照片下来发现这是赵才法的女儿。

我打开私信跟她聊天，她跟我说，和她一届的同学搞AI智能的，坐在CBD办公楼里，和本地人结婚在钱江世纪城买房住。她想按揭买房，但萧山城区的房价至少三万多一平，根本吃不消。我安慰她说：没关系的，人有志向就好。

聊完，我就昏睡过去。第二天早上吃早饭，听父母说老赵赌博输掉五十多万，我瞠目结舌。从前这么风光的赵斌法如今这么不堪，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如今穷困潦倒。

没过几天，赵才法跪倒在家门口痛哭流涕。远在杭州的女儿在马路上出了事故，他输光了钱，连张去杭州的机票都买不起，父母叫我不要跟赌鬼打交道。我继续埋头打包女装，邮给快递员。

午饭后，我想把一千块钱现钞塞进赵才法的家门口的邮箱。抽开邮箱，发现里头有一封信。我思索，这个年代竟然还有信的说法。出于八卦心理，我打开信件一看，两个“遗书”大字吓了我一跳。署名是赵才法的女儿，我一眼也不敢看下去。把信塞好，直直地走向家，头也不回。赵才法精神趋向失常，落魄潦倒地走在村里，他会擤鼻涕，把蓝色牛仔裤连通皮带提高，眼神怨恨，吓唬每个途径的人。

（五）

弄堂里盲人的店很早就不开了。他有个了无音讯的儿子，唯一一回听他提起，还是在赵才法向他炫耀女儿买的智能手机时说的。盲人师傅早年没有失明，一直在交养老金保险，现在每个月拿的钱丰厚，成了老一辈最滋润的人。我买了袋橘子，走进弄堂。这里没有变化，盲人师傅察觉到我来：“来啦，我不做推拿喽。”

“我年纪也不小了，做推拿也吃不消。”我笑着说。

“唉，你年纪都不小了，我半条命踏进土堆了。你的杂货店还在开吗？”盲人师傅拄着拐杖走出来。

“疫情经济不好，不开啦，做网店卖女装了。”我苦笑着说。

盲人师傅苦笑：“没事，我们都要跟紧节奏嘛。我这推拿店也没有人来，那个按摩仪比我按得好。”

不知不觉，盲人师傅的头发花白。我把一袋橘子摆在他家门口，交代几句准备走。盲人师傅突然开口：“唉，我儿子要是对我这么好就好。”

“会的会的。”

回到家，我五味杂陈。好几年前，市里送来盲人师傅儿子的骨灰。盲人师傅的侄女怕他受不住，一直瞒着他，恰逢他看不见，更好掩埋这个事实。侄女时不时会在盲人师傅的养老金上添上一笔，当作是孝道的象征。村里人都夸她有良心，事实也是，每年体检生病，都由这个侄女操办。

一次午饭，侄女在村里吃。跟我提起盲人师傅儿子的事：在儿子满成年的时候，儿子硬要当兵，守卫家国疆土。盲人师傅据理力争，儿子是独生，他不敢打保票会安全。儿子有意无意之间提起他的懦弱，那是他一生的痛点。多年之前，妻子得了尿毒症，他没有条件治。儿子好不容易有门道弄到钱，但他认定这个钱是拿不得的，高利贷不是家庭能承担的。于是，在日子的堆叠里，他眼睁睁看见妻子融进泥土。

他愤然看着儿子，把他的东西全部扔出去。大吼断绝父子关系。

从此，两人再未联系。

终于，雪飘下很大，儿子在冰封的边疆执行任务时战死，尸骨化为轻盈的灰土，葬入烈士陵园。

侄女讲得很仓促，我长舒口气，心里涌起股悲凉。

失去人会难过，不是因为人殆尽而感伤，而是因为人的一小块灵魂残留在他用过的物件上，比如牙刷、筷子、铅笔。一旦这些东西让人想起逝者鲜活的时刻，无非是巨痛的。

二四年年底，网上铺天盖地的话题是AI，技术从简单机械挪移到人工智能。人们都在说70%的岗业要被取代。我心里泛起悲凉，从外头望向那条冗长的弄堂，想起什么，回顾年代滚烫的巨轮，平等碾压众生分离的个体。从象牙塔里跌落，归空苍白压迫的现实，再到熊熊烈火间的吉光片羽，只是人与人的一厢情愿，文明鬼使神差得兴云作雾。

某一刻，我会想到百年后学生学习历史，发现这个荒诞的赛博元年是这样有趣的。人海翻起浪潮，在真与假中苟延残喘。或许这点我应该向盲人老板看齐，人们说老板眼睛看不见，心头明亮得很。

但他真的看不见吗？

杂货店倒闭，杂物堆在里面一直没有收拾。一天黄昏，我把东西全部搬出来，打算称斤卖给收废品的老头。傍晚的时候，他开辆慢悠悠的三轮车，途径路上的减速带，“哐当”巨响，三轮车颤颤巍巍，怕是得散架。老头睡眼惺忪地停下，慢吞吞地扒拉杂物，掀起布头看了又看，跟我讨价还价。讲到后头把自己绕进去了，亏本收掉这批杂物。

我心满意足地把钞票塞进皮包，抬头，看见不远处盲人推拿的老板拄着拐杖，迈动腿脚，不久，他竟扔掉了拐杖，四平八稳地走进金黄的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