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和他的教育

爸和教育的渊源很深，在他不长的教育生涯里他造福一批孩子，路过一批孩子，也毁掉一批孩子。多年以后我回想起他的教育，荒唐得像一部虚构史。

从我出生之后开始算起，爸最早做的其实是外贸，不过我相信在我出生之前，他和教育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会儿义乌的行情还很好，他跟着人潮一块儿去那讨生活。爸做的是热转印，生意不错，不久之后我就在印煌二字和狮子图案的公司商标下出生了，应该来得正是时候。

我上幼儿园之后爸开始做教育，而且总是和我的年龄息息相关。我读幼儿园他办幼儿园，我读小学他办辅导站，我读初中他就办学校，虽然我从没在他的学校里上过学。爸说我是幸运的，就好像他做教育被我沾了光，有着别人没有的得天独厚的条件。

也许最初爸做教育确实做的好吧。10年代在义乌南方联有一整栋楼，五层楼有两层是教室和办公室，一楼有单独的接待室，顶楼是我家，楼下就是食堂。至少对于那个时候的我来说，房子很大，人也很多。印象里幼儿园的装修很好，有很多彩色。楼道里粉成薄荷绿，外墙则是淡粉。教室里温馨的黄来自实木板凳，窗帘用的是海蓝。楼外的小巷里常常举办各种活动，热闹得很袖珍。尽管爸不常在幼儿园，而是揣着对面小卖部买的香烟，在边上的宾王夜市花费大量时间，他的小小的教育产业始终是那样井井有条，蒸蒸日上，博得邻里一致好评。

然而我对自家幼儿园的感觉总比不上对父亲的园长朋友那个小房子来的亲切，在那儿我长到八岁。现在想来他把我丢到那儿应该有他的理由，毕竟我在家很跋扈。他不知道的是哪怕离开了家我也依旧是被优待的那个，尽管他此前刻意叮嘱过不要优待我。

我想爸的教育总是好的，毕竟有时候我仍能听到一些很久远的人称呼爸为王园长。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是并不清楚我爸之后的营生的孩子家长，另一部分人是他夜市酒吧里的朋友。

上中学后我回去过一趟，小卖部的老板还在，她叫住门口路过的我，和我聊旧事，似乎还是觉得幼儿园的承重墙出问题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

确实是这件事让我们举家抛弃了它去到城市的另一头，距离是四十分钟的车程，远离市中心。在那里爸办了一个小小的辅导站，和绝大多数辅导站一样在一所小学的对面。

这里是东河，义乌的角落，有着出名的葱饼和初一十五的集市。爸的辅导站在一家面馆旁边，两栋楼间的夹道上大不锈钢盆装着的鸡爪和辅导站蓝色的广告牌立在一起，连上面的“印煌教育”四个字都熏入了味。

在那个辅导站还没有被管制的年代，爸和东河小学的校长竟然是可以称兄道弟的，我似乎又沾到了光，总觉得看不上这小地方的小学的小学生们。即便如此，当他们来我家辅导站听课的时候我和他们又成了好朋友，我几乎把所有的周末都用在他们身上。但我们不同地很显著，我相信没有人会乐意在辅导站里连着呆七天，在他们眼中我是可怜的，三餐都吃阿姨烧的大锅饭，被扔在辅导站里和代管老师一起住在楼上的宿舍（父亲安排的代管老师，当时负责我和他朋友小孩的起居和补课，我们三个住在楼上的一个小房间里），尤其是我还不能兑换爸给他们准备的奖品。这不重要，反正在我眼中他们也是可怜的，那些廉价的粗制滥造的毛绒玩具，后来都成了我床上让人嫌弃的冗余。爸跟风学来的积分兑奖机制，直到辅导站被取缔的那天都是一个虚无飘渺的传说。

也是在办辅导站的期间，爸的称呼有了新的变化，正式从王园长晋升为了王老师。好笑的是他并不负责教书育人，而是精打细算水电和员工的工资。他和绝大多数70年代的人一样没有念过高中，之后考的是成人大专，没上过大学却有大学的文凭。他可能有教师资格证，可能没有，这件我短暂记忆里模糊的细枝末节的小事，他不常提及的小事，并不妨碍他做教育。

在大规模取缔辅导站的一年前，说来也巧，爸已经开始着手办学校。于是一个对于我来说穷乡僻壤的地方，浦江郑家坞，又多了一个我会在假期被抛去的教育场所。它叫利民，是一所小初一体的民办学校。我对它的第一印象是在爸天花乱缀的美好设想中建立起来的，妈妈在一个假期把我丢给爸，然后我就被带到那座空旷的废墟里，嵌了花纹的地砖积了厚厚一层灰，一步步都沾上我的鞋底。

爸爸说要有一个书屋，于是后来真就有了个书屋，尽管借阅图书的设备只在刚送来时打开过一次。书屋在学校一楼，门头上用一块木匾写着“狮爱书屋”。这一整个书屋简直是我一个人的天堂，我在里面从早上埋头到下午，并不会饥饿，期间也不会被叫走吃饭，至于爸是不想打扰我，还是压根没想到我，都与我无关。那些书有很多是捐赠的，扉页上写着原主的祝福或名字。“这是我很喜欢的书，希望你也喜欢。”“xx小学，xxx赠送。”“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当他们怀抱祝愿写下这些稚嫩的文字时，没有想过自己会被封存在只要我不在就无人问津的图书室中。  

爸变成王校长了，有了一个比他之前所有办公室都要大的办公室，摆放有一大一小两张办公桌，一个和我双人床下铺一样大的鱼缸，一套沙发配有一个茶几，沙发旁是一个小电冰箱。他在这间办公室中接过很多电话，电话里的声音方言味很重，反复询问自己的孩子能否入学，以及要花他们多少钱。他们是外来的务工人员，那笔我已记不清的数目对他们来说一定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因为他们总是打进来，询问七七八八的费用，挂断，又无奈地再打进来，问能不能降一点。

可惜利民学校不是个好学校，让年幼的我对一切民办学校都嗤之以鼻，包括叫作外国语的那些。他们花钱送进来的孩子睡着十几二十个人一间的大通铺，在老师稀缺的条件下上课，课外活动的场所仅是二百五十米一圈的水泥操场，和一个同样是水泥地面的篮球场。爸终于亲自上阵了，在最招不到老师的日子里，他居然负责了初一的语文教学。得知他上课的秘诀是念教师用书的内容之后我释怀的笑了，为爸备课语文这件荒谬的事不会发生松了口气。他开始戴眼镜，穿袖子略长的短袖，因为他有横跨胸口和两肩的纹身，纹在他右肩上的蛇会悄悄在短袖边缘露一个尾巴尖。学生都怕我爸，他们畏首畏尾跟爸打招呼的样子每次都让我笑，我是觉得爸很滑稽。那种感觉和现在的一种情形是一样的，就是讨债的人依旧叫他王校，王校长的时候。

爸还是爱办活动：他从横店请来教官，弄了像模像样的军训。当他站在操场上检阅学生时，他打从心里快乐。多年以来他初心不变，从幼儿园园长致辞到了学校校长，享受着掌声。做教育是能让他热血沸腾的事，原因是他曾经是个差生。他很自豪地跟我说：“小时候成绩不好算什么，我现在还管老师呢！”这一观点得到了十岁的我的认同。可惜爸并不是个好校长。之前的书屋和一些生物教室在学校开办第二年作为新教室和活动场所被添置进来，却并没有投入使用。就像之前的巧合，也许他又有不好的直觉，学校果然没多久陷入困境，浦江教育局开始裁减民办学校并入公办学校。

利民学校苟延残喘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某年夏天，爸正换了辆挺大的厢式货车，用来把学校里的一些东西拉走变卖。宽厚的车轮足以把爸的教育生涯压实，铺平，变成日后能让他独自回味的康庄大道。深夜里我们被堵在高速公路上。突然下起了很大的冰雹，砸在货箱上咚咚作响。货车的驾驶室很高，空调制冷效果也很好，远光灯把下面的车照得又小又亮，多年来我混淆着记成了雪地，浦江的冬天是会下雪的。在那个夏天的雪地上方，货车让我觉得自己高大得令人心安，于是发动机的嗡鸣声里，我在副驾驶的两人座上睡了。我知道爸下车抽了好几次烟，因为我醒着的间隙里他一如既往不在身边。透过前挡风玻璃我能看见他，爸小小的，立在潮湿浑浊的路面上，好像脚下是他的教育。

这是我第一次写爸的故事，曾经我想过叙述他的生平，写他是怎样和风车决斗，又是怎样奔波在商铺林立的市场。想过写他在读书的年纪只身一人前往外省寻亲的少年传奇，写他到这个岁数总能成诗的人生。然后在我名义上正式和爸分开生活的第一年里，四月的清晨，我从寝室的床上坐起来，想到了他的教育——足够真实，又留有一小部分让我艺术加工的余地。写完之后，我拿给平时沉默寡言，但父亲在时就会变得健谈的表哥看，我们兴致勃勃的讨论该如何结尾。哥让我往回想，该如何找到一个足够精炼而又震撼人心的点。

我发现自己什么都想不出，就笑着说：“我爸怎么会是这样一个人呢。”

他说：“那他父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知道一些，那是奶奶告诉我的三两旧事，关于爷爷迈上火车杳无音讯。似乎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他不会想到三十多年后自己的儿子将拥有一段虚构般的前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