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当归（上）

外婆去世那年，我十六岁。她走得很安静，像一盏油灯燃到了最后一滴，火苗晃了晃，最终还是灭了。我站在床边，手里还端着她早上要喝的那碗四物汤。黑褐色的汤汁已经凉透，药渣沉在碗底，散发出当归特有的、沉郁的甜香。那味道混着病房里消毒水的气息钻进鼻腔，像一只手伸进了胸腔攥住了什么东西，慢慢地拧。

外婆生前最后清醒的那几分钟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她说：“阿沅，帮阿嬷回家。”

我以为她说的是回台南老家。那时候我们住在台南北区一栋老旧的透天厝里，那是外婆住了五十年的地方，从二十三岁嫁过来，一直住到七十九岁躺进医院。

后来我才知道，她说的不是那个家。

料理完后事，母亲让我整理外婆的遗物。她从床底拖出一个老旧的樟木箱子，箱子的边角被虫蛀了几个小洞，铜锁生了绿锈，钥匙呢？钥匙早就不见了。母亲用钳子把锁撬开，我才发现里面没有什么金银首饰，也没有存折地契，只有几样东西：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青布衫，一双绣着莲花的红布鞋，一封用油纸裹了三层的信，以及一大包用油纸包着的中药。当归的香味从裂开的油纸里溢出来，浓烈，让整个房间都变了颜色。

母亲拿起那封信的时候，手一直在抖。信纸已经泛黄发脆，折痕处甚至快要断了。她小心翼翼地展开，看了几行，眼泪就掉了下来。她把信递给我，我一字一句地读，读到最后。我的眼泪也掉了下来。

信是这样写的——

吾妻秀英：

见字如面。

福建这边一切都好，就是冬天风大，阿母的咳嗽又犯了。你走的时候留下的那包当归，阿母舍不得吃，说留着你回来的时候给你炖鸡。我说你明年就回来了，她不信，天天站在村口望，望了三个月，望到眼睛都花了。

秀英，你在那边要好好吃饭，不要省。台南那边冬天冷不冷？被子够不够厚？阿母说让你穿那双红绣鞋，是给你做嫁妆的时候一起做的，本来该你结婚那天穿的，你没穿上就走了。她把这双鞋放在柜子里放了三年，天天看着，说总有一天你能穿上。

秀英，你托人带回来的信收到了。你说你在台南安顿下来了，嫁了人，那人待你好。阿母看完信哭了一整夜，第二天起来眼睛肿得睁不开。她说，嫁了好，嫁了好，有人照顾你了，她就放心了。可是她放心不下，她还是天天站在村口望，望的已经不是你了，望的是信，是你能多寄几封信回来。

秀英，阿母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她老是说，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回来。我跟她说，快了快了，两岸就要通了。可是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通，没有人知道。这封信我不知道能不能寄到你手上，我托了好几个人，先带到香港，再从香港转寄到台湾。你能不能收到，要看运气。

秀英，阿母让我在信里写一句话。她说，你从小最认得当归的味道，你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当归就是回家的路。药铺里的当归一直没有断过，你什么时候回来，什么时候就有当归给你炖汤。

有福

丁亥年冬月

信的末尾，笔迹变了。那行字歪歪扭扭的，像是老人用尽了最后的力气写下的：

“秀英，阿母想你了。”

我捧着那封信，纸张在我手里簌簌地响。看着信上的日期换算了一下，丁亥年是1947年，外婆嫁到台湾是1950年，而这封信寄到的时候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年了。我翻开樟木箱里另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用另一种笔迹写着收信日期——民国四十二年，也就是公历1953年。

这封信走了整整六年。

而这封信之后，再也没有第二封了。外婆等了又等，等到青布衫从深蓝洗成了灰白，等到红绣鞋的鞋底磨薄了一层，等到那包当归彻底失了药性变成一撮枯渣，她也没有等到第二封信。

她把这封信藏了五十三年，直到死。

我坐在外婆的床沿上，把那封信翻来覆去读了很多遍，每一遍都像第一次读一样，鼻子酸得像泡了一缸陈醋，怎么也洗不去，因为那种生命里的酸涩和湿气早已深深扎根。我抬起头问母亲：“福建那个地址还在吗？外婆的丈夫，还有那个阿母，他们还活着吗？”

母亲抬手擦了擦眼泪，说：“那个地址你外公去找过。七十年代两岸还没开放，他托人辗转去打听了，你外婆在福建的丈夫陈有福，1980年就过世了。他的阿母更早，六十年代就没了。”

“那外婆知道吗？”

“知道。”母亲的声音很轻，“她知道的时候，一个人在房间里坐了一整夜，第二天早上出来，眼睛肿得跟桃子一样。从那以后，她每年都要买当归，买回来放在那个樟木箱里，一年一包，一年一包，攒了二十多年。”

我打开那个樟木箱，数了数那包当归旁边的其他小包——大大小小，用不同颜色的塑料袋或者油纸包着，每一包上面都用圆珠笔写着一个年份。最早的写着“民国七十二年”，那是1983年，外婆知道陈有福去世后的第三年。最近的一包，是今年的，还没来得及写字。

二十三包当归。

我把鼻子埋进那些药包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二十三年的思念被压缩在二十三个药包里，药性早就散了，但香味还在，仍然保持着沉郁的甜香。

而那一年我十六岁，在台南念高中。历史课本上写着“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地理课本上画着雄鸡一样的地图，大陆那边福建的位置也不偏不倚，正好在心口上。我对着地图量了又量，从外婆的老家围头村到我们住的台南北区，直线距离不过两百多公里。

我想起外婆生前最喜欢哼的一首歌，每次她哼的时候都在做针线活，声音小小的，像蚊子在叫。我只记得一句歌词：“望你早归，望你早归，海水哪会这呢深。”

海水太深了，深到淹没了五十三年的月光。

（未完待续）